原创 范志辉 音乐先声 收录于合集#乐队 1 个 #独立音乐 3 个 #职业化 1 个
作者 | 慧慧 编辑 | 范志辉
10月31日，大波浪乐队主唱李剑发布一组最新试音照，除了主唱李剑和吉他手张一航，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都已经被替换。
公务员是公认的“铁饭碗”，每年都有很多人报考。如果你想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好的工作，学历也很重要。很多学历较低的人竞争力不够，只能被动报考一些比较偏远的职位，而学历较高的人显然更有主动性。在职研究生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与全日制研究生的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满足学生出国留学的需要。但学生也要确认自己是否符合其他留学要求，如托福和雅思成绩、实验项目、论文等。很多人并不满足于一个硕士学位，因为个人或者专业的要求，还需要读博士深造。硕士毕业或者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都可以读博。同样，学生在申请博士学位时，也要确认是否符合招生单位对论文和学术水平的要求。
过去两个月，大波浪乐队经历了不少纷争。
主唱李剑先是宣布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离队，然后又与经纪人刘嘉慧就财务管理、队员关系、感情问题展开隔空对骂，最终以李剑的一封道歉信，为这场风波画下句点。
《乐队的夏天》曾经让人产生一些关于乐队明星化与职业化的想象，当时拿到第二季第四名的李剑就曾在许多采访中都透露出焦虑：“‘运气’来了，我们能不能接住？”当时困扰李剑的宏观问题是长远发展，而更为迫切的焦虑是：当乐队从livehouse走上网综，演出邀请、媒体曝光、商务活动接踵而至，如何以职业化的面貌去应对？
“我们现在正尽量去找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那时李剑对媒体说。
两年以后，大波浪乐队的纷争令人咋舌，失序的队务管理，似乎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成为了伪命题。大波浪的无序只是一种个例，还是普遍现象的极端体现？在这场乐队保卫战里，职业化只是一种想象吗？
前任对骂背后，
大波浪的“第三次危机”
在成立的前八年，大波浪经历过两个艰难时刻：一个是刚开始组建大波浪时，一个是2018年邢星退队。眼下，这场风波可能是大波浪乐队的第三次危机。
8月9日凌晨，大波浪乐队官博更新，说了这样一段话：“一起回归到起点，大波浪乐队需要休息，再完美的团队也经不住不一样的心。”半小时后，李剑转发该微博，并表示“这两年一起都变了，也许下一步是新的开始，也许是结束。沟通到最后无解的时候，除了漫长的等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破釜沉舟！”
这条微博被媒体解读为“大波浪解散”的讯号，但旋即被李剑否认，他说“休整团队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还透露已经写好了22首demo，乐队马上就会录读研期间，你会形成自己的人脉，接触到的人几乎都是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人脉和圈子也是研究生学历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人脉。会影响你的处事方式和做事方式，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同时也会转化为一笔无形的财富，深刻影响你的一生。学生也可以在各大招聘平台搜索。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的薪资差距挺大的，现实摆在你面前。而且研究生可以接触到很多公费出国的项目。如果他们赢得了会议，这将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机会，这将增强他们的能力，丰富他们的人生经历。音。
风波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传言反而越来越多。
9月14日，李剑发布微博，直言节目之后，乐队的内部与外部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针对过于强势而与其他成员不合的质疑，李剑坦言“曾经是的”，“但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无底线降低要求”，并承认“我可能缺少两位乐队成员”，确认了乐队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离队的说法。
在确认两名成员离队之后，10月14日，李剑宣布刘嘉慧不再担任大波浪乐队经纪人。当时李剑还祝福刘嘉慧未来事业蒸蒸日上，看上去是和平分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0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李剑在朋友圈连发两条状态，虽然没有点名，但许多话都暗指合作了四年的经纪人刘嘉慧有问题。
当天下午六点，刘嘉慧在豆瓣发帖，李剑在微博发声明，两人的行动仅相隔一分钟。
李剑则在声明中承认两人曾是情侣关系，指责经纪人刘嘉慧能力不济，账目混乱，给乐队造成二十多万的经济损失，拖欠乐手劳务费，导致李剑自己去借了78万元解决问题，还说刘嘉慧挪用公款5万元用于私人消费。
此后，刘嘉慧又发布三张与李剑的聊天截图，对话中，李剑这样说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价格提上去”，“如果一场一万，三个人，雇佣，你算吧，啥样的找不到”。由此可见，李剑是大波浪乐队的老板，其他乐手都是李剑雇佣而来的，而李剑不打算给他们更多的露出。对于未来的新乐手，李剑的态度是“就算加入乐队，也不分比例”。
这组对话中，李剑对刘嘉慧说：“全换吧，我有信心，一个不留，明年。”
在双方几轮的你来我往之外，离队的邢星和李赫没有公开发声。
大波浪不是特例
“在我看来，这事儿一定会发生，只是去年发生、今年发生、还是明年发生（的区别），所以我根本不奇怪。”音乐圈资深经理人迟斌说。
家庭作坊式经营，本身在演艺圈就比较常见。一些出道早的艺人，几乎都是父母在担任经纪人。但迟斌发现，在他们之间也有不同选择：“欧阳娜娜家里有影视圈的，但家里人没涉足。还有王菲也没有直接管窦靖童，而是把她签给了跟自己同一个经纪人陈家瑛，这些家人都是圈里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经纪人的重要性和专业性。”
需要注意的也有一些学生渴望过不一样的生活去考一些顶尖大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已经是来自非常好的大学，但还是想不断进步。他们发现的是模式的不同和他们未来接触的发展。考公务员还是准备基础厚一点的。每年国考或者省考都应该是首选。对于研究生来说，报考这类考试应该竞争比较激烈的职位的硬性条件是研究生学历。另外，研究生实力强。你在研究生期间锻炼出来的考试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在考试中绝对是加分的。是，这里所说的“经纪人”是国内对经纪人和经理人两个角色的统称，而在国外的经纪模式里，两者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经纪人主要是运用自己在市场上的资源，帮助艺人在自己职业规划中去匹配更好的资源和项目，进行商务上的谈判；而经理人更多的是管理一个艺人的各种事务，大至规划艺人的职业发展，小至订机票酒店。
在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看来，乐队核心成员可能并没有把刘嘉慧当经纪人，而是助理。
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徐凯鹏认为李剑需要一个在自己身边的人，百分之百地向着自己。而从乐队整体来说，徐凯鹏觉得，“玩乐队的人，本身就不想受拘束。”
但这种自由倚赖双方关系，一旦关系破裂，自由也会瓦解，比如与母亲决裂的张韶涵，以及这次因分手而对骂的李剑与刘嘉慧。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与鼓手石璐早年组队之后成为恋人，后来分手了，此后的许多年里，两人常常爆发矛盾，前不久，石璐现任男友还与赵子健在微博互呛，让人一度担心刺猬乐队无法正常运行。
“但这个事不是中国特产。”迟斌说。著名瑞典乐队ABBA本身是由两对夫妻组成，后来，吉他手比约恩·奥瓦尔斯和主唱之一的阿涅莎·法尔茨科格离婚了，比约恩·奥瓦尔斯为此黯然神伤，写下了一首《The Winner Takes It All》，这首歌被交给了阿涅莎独唱，成为了演唱会的必备金曲。于是，人们每次都见证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状况——两人在台上讲述着爱情故事，所有人为此感动，但大家都知道两人已经离婚了。
在有多位成员的乐队里，家庭式经营往往又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在大波浪的结构里，李剑显然是把控着乐队核心权力的人。
据迟斌观察，目前乐队主要有两类权力结构：
一类是寡头乐队，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往往生存的时间更长，比如英国酷玩乐队，大部分人只认识主唱克里斯·马汀，但不影响它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还有一类是两强共存的，比如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又如平克·弗洛伊德的贝斯手罗格·沃特斯与吉他手大卫·吉尔摩，他们可以碰撞出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一山容不了二虎，最后很容易分开。
至于成员地位均等的乐队，迟斌认为那几乎很难成为常态：“因为我们首先可能要承认一个假设，就是艺术创作本身它就是专制型的，太平均的并不好做，因为它最后变成了所有人才华的公约数。
在2013年到2014年间，徐凯鹏管理过大波浪的经纪事务。当时他认为大家的状态比较像合伙，但最终乐手们为什么变得很像主唱李剑的员工，徐凯鹏也只能猜测，有可能跟话语权和投入度有关。
“我先不说李剑的性格怎么样，但是他是最把这个乐队当回事的人，会无时无刻拉着三个人开会，也会当场就说你今天怎么弹错了，我个人觉得是他在带着另外几个成员往前走。分配我没有参与，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他对乐队的投入度非常高。”
徐凯鹏认为，问题不在于合伙制还是雇佣制，而是双方要达成一致，不能不清不楚就演了。他还透露，目前乐队通常是主唱、吉他手等主创采用合伙制，按一定比例分配，另外他们作为词曲创作者还会有版权收入，而乐手会有一个固定的份额或是费用。有的乐队版权全归主创人员，别的乐手都分不到。
“我觉得出这种问题，一定是他们没有坐下来真正聊过。中国人其实有时候羞于去聊分配，但是你聊开了你才能玩这么长，你才能让大家能体面地玩。”
出圈金曲or大众明星？
《乐队的夏天》改变了什么？
十年前，彭磊执导了一部电影《乐队》，丁太昇饰演的经纪人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成了明星，你们自然而然就有钱了。”
《乐队的夏天》的竞演模式，实质上是围绕着乐队演出与真人秀，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流量池。
节目第一季有这样一组流量数据：播出期间，全网热搜热榜388个，微博热搜70个，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达45亿次；2019年上半年，《乐队的夏天》是单日搜索指数最高综艺，百度搜索指数峰值达到845825；豆瓣评分从播出之初的7.1分逐步攀登，时隔两年，评分仍然定格在8.7分。
其中，新裤子和五条人得到了更大众化的认知，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乐队的夏天》结束之后的两年里，新裤子持续出着单曲、专辑，参加了多个音乐节演出，还将“最后的乐队”扩展为首个中大型巡演，时间从2019年跨越至今，先后登上《歌手：当打之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等主流综艺，更有不少商务及影视综合作。
而《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最具话题性的五条人，在节目之后，也仍然有着最高的关注度，他们除了有六神、资生堂等品牌的推广，还有不少跨界合作，比如推出裸眼3D数字艺术藏品盲盒。五条人还跨界助演了2021年关注度较高的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些都引起了大众讨论。
仁科的个人发展也不错，尤其体现在影视综方面。他主演了电视剧《此处禁止恋爱》、短片《新生》，目前仍在录制《披荆斩棘》第二季，由他创作的小说即将出版。
徐凯鹏回忆，由于习惯提前做好规划，盘尼西林乐队参演《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之前就已经录好了第二张专辑《群星闪耀时》，节目结束之后立刻推出，在知道了乐队的竞演结果之后，徐凯鹏就迅速定好了巡演的所有站。
“所以我们的度压得特别好，也不着急接商务，因为它自然会有的。”徐凯鹏说，接洽商务的成功率大概在50%。
徐凯鹏随盘尼西林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也参与了第二季的部分录制：“我觉得第一季影响特别大，谁在上面多待一期，哪怕多两个镜头，你的价值都会上去。但是第二季我都没看完。”
“如果说我要夸谁，我要夸面孔，他们很能抓住机会，而且让大家都觉得舒服。”
迟斌向音乐先声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两年，他参加婚礼时，进行到最后，场内只剩下朋友这一桌时，现场响起的音乐，有两次都是新裤子的歌曲。
“从基本面上来说，我不觉得这个垂类本身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从小众走到了大众。”迟斌说，“所谓基本面，就是在节目之前，大家赚钱的形式是演出，这两年可能或者说最近的五六年里面会有版权，然后演出的主要场地是Livehouse和小剧院，接商演基本上是音乐节，或者户外的一些类音乐、泛音乐节概念的活动——楼盘开业、商场活动等，我认为生态本身没有改变。”
“但有一些出圈的，最明显的可能是新裤子和五条人，但这个出圈的人在整个乐队的基本面来说，我认为1%都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有一个窗口期的，看上去是可以达到，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成为了大众。是不是大众，主要取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作品的传播度，一个就是人的曝光率。”
两季《乐队的夏天》的大部分歌曲，原本就是乐队的代表作，增量本就有限，经过节目发酵之后，并没有出现新的大众流行金曲。
2019年至2020年，腾讯音乐十大金曲都没有乐队的作品。2019年的网易云热歌50首，只有一位入围的独立音乐人，是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的花粥。2021年底，抖音十大热门金曲中，出现了独立音乐人柳爽的《漠河舞厅》，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柳爽是谁。
2020年7月9日，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开播一个多月后，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的微博粉丝数突破了100万，如今总数为123.5万，这个数研究生的生活相对自由。不再是简单的上课，更多的是交流和互动。无论是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学术年会，还是学校里的研讨会、研究生论坛、学术沙龙，只要你密切关注，总能听到来自不同世界的声音。在交流中，你总能学到别人的智慧和思想，启发自己。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别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即使是教授、研究员甚至更高的职称，学术繁荣也应该是百家争鸣。在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我们会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量很难说是大众明星。
“如果只是一类人或者一个小众文化的人认可你是神，你也挣了不少钱，我认为这不叫大众。”迟斌说，“所以我觉得大众明星可能是个想象。”
除了生存状态，整个乐队圈层的意识形态是否有所改变呢？徐凯鹏认为，“我也不觉得一个综艺会变成催化剂，会让他更职业或者更珍惜声名，我觉得很多人根本没有。”
从艺人业务能力上来说，徐凯鹏觉得“《乐夏》里好多业务不过关的”，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团队管理、成本管理、收入分配确实都要求大家趋于职业化了，但是从心态上来说，徐凯鹏并不认为很多乐队想实现职业化。
关于独立音乐人职业化的想象与未来
那么，独立音乐人的职业化还是必要的吗？
“我认为是必要的。”迟斌说，“如果大家不迭代，不把这些东西整明白，就永远有个雷。”
徐凯鹏让他所有的签约乐队都建立了工作室，让他们按照约定的比例去分配，也设定好了退出机制，“这样做会更长久，就不要弄得很江湖，都是口头的东西”。
迟斌认为，一个理想的专职团队应该有如下建制：经理人进行乐队事业规划、运营、财务、版权方面的整体统筹，经纪人主理对接商务邀约，有负责演出的对接人员，健全一点运营新媒体、周边产品的人。如果再正规一些，可以把调音、VJ、灯光和法务外包给专业团队。
同时，他认为，职业化的第一个标准是有专业团队，第二个标准是有决策机制，不是靠一个人的心情决策；第三个标准是工作职能明晰，有流程，有规章制度、有奖惩；第四个标准是每个岗位职能在一定水准之上。
迟斌现在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经理人，合唱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兼职，会出现一些兼任的情况。“彩虹的机制会不太一样，因为彩虹有在选择考研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会考虑目标院校所在的区域。比如有的同学，在老家读书的时候，考虑去别的城市读研，而有的同学，大学离家太远的时候，反而选择离家近的城市。对于想在一线城市发展的同学来说，在那里读书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毕竟大城市每个月3000到4000元的房租，每天几十块钱的伙食费，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很高了。点像社会主义集体那种感觉，一个类似小团体的决定体系，指挥金承志每天都列会，但是他几乎不会出主意，只是让大家告诉他决定如何，然后他去执行。”
有意思的是，迟斌把自己与乐队成员的关系形容为结婚关系：“结婚就是财务共享，互相知道底牌，互相知道喜欢，互相了解艺术品味，这样才能做好未来乐队的规划。”
他也提到，很多乐队都有潜力完成真正的职业化，但故意避开了，比如痛仰可能只想做自由玩耍的乐队，比如逃跑计划、声音玩具也没有职业化，就是因为决策机制上还是“一言堂”，没有分好各个职能。而这谈不上好坏，更是一种经营上的选择，类似于有的老板选择做苍蝇馆子，有脾气，有自由；有的则选择做一家五星酒店或是连锁快餐店，永不放假。
而在徐凯鹏心里，职业化模范乐队是旅行团：“他们基本是零负面，几个人都是同一个城市来的，我跟他们非常熟，觉得他们人很peace，团队的人都很克制，很理智，可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巨模范又稳定。”
那么，如何触达那个高点？
“没有其他的捷径，不是靠一些强人，不是靠几个忽然出现的人，归根结底是产业根基。这个行业里面有钱来，有规则，有未来，有事业，才会有人才，行业才会好。如果永远大家凭爱好玩玩，那永远不会出来。”迟斌说。
排版 | 宁斯琦
原标题：《乐队保卫战：职业化只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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